中国第一份财经类周报《财经时报》近日发出公告称，该报7月刊发的一篇企业报道被控失实，被上级主管机关认定为违反了新闻宣传纪律，导致失当，上级主管机关决定对该报实施停刊整顿三个月的处罚。有传闻称，该篇报道是《财经时报》7月11日的《农行常德分行46亿巨额不良资产剥离真相》。

　　公告称，上级主管机关认定《财经时报》违反了“媒体不得异地监督”“新闻采访需履行正规采访手续”“重大、敏感新闻稿件刊登前需与被报道方进一步核实、交换意见”等新闻宣传纪律，导致失当。

　　有传言称，公告中提及的“企业报道”涉及农行常德分行不良资产剥离内幕。该篇报道称，农行常德分行为了将经营损失转作不良资产顺利剥离给长城资产管理公司长沙办事处（简称长城长沙办），便通过私刻公章、复印公章，并采用刀刮裁剪套改等方式伪造国家公文，“炮制”了一系列资产管理公司核销剥离所需要的工商、法院、公安局、会计事务所等文件，再借划转之机，制造顺利剥离不良资产的假象。

　　《财经时报》是一份较有影响力的财经类报纸，属于香港上市公司财讯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媒体。

财经时报公告

尊敬的财经时报读者：

　　《财经时报》因为今年七月刊发的一篇企业报道被控失实，被上级主管机关认定为违反了“媒体不得异地监督”“新闻采访需履行正规采访手续”“重大、敏感新闻稿件刊登前需与被报道方进一步核实、交换意见”等新闻宣传纪律，导致失当。上级主管机关决定对财经时报实施停刊整顿三个月的处罚。

　　关于此次报道的具体情况我们已经并继续向主管机关做出陈述。

　　虽然我们在短期内无法正常地向广大读者提供服务，但我们一定会加倍努力，用更好的工作报答大家。

　　我们特别要通知我们广大的长年订户，我们保证将以适当的方式予以赔偿。

　　这次停刊整顿还对我们的广大的广告客户以及合作伙伴造成不便，我们在此保证，我们会按照国家法律以及我们之间的合同妥善处理。

　　特此公告

    二，“无可奈何型”：原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刘松涛，对自己贪色这样解释道：“我是有情人”，“有很多女人喜欢自己，我也没办法”。

　　三，“表白型”：淮南市人防办公室党组原书记、主任陈万华被调查时表白自己“干干净净做事，清清白白做人”，但他也同时对举报人打压，还不忘继续收受贿赂，甚至被“双规”的前三天，还利用休息时间在办公室里加班“点钞”。他还有“神奇之处”：在等待终审判决期间，将监狱的教导员拉下了水。

　　四，“糊涂型”：大余县下垄钨业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冯阳事后反问自己：“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五，“委屈型”：黄山市政协原副主席吴洪明在法庭上“叫屈”，“在具体的工作中，很多事情是约定俗成的，只要考虑到对大局有利，对长远发展有利，让局部作些牺牲，都是允许的。”更令人叫绝的是，他声称收钱“是为了上下级之间搞好关系”。

　　六，“受害型”：渝中区环卫二所原所长范方华原本想捞一把，收受贿赂近30万元。然而，令范没想到的是，竟然被行贿人“算计”，最终不仅退回贿金，而且还倒贴40万元“封口费”。因而，当范某被指控收贿时，范叫“委屈”说，“我也是受害者啊！”范方华因此被人戏称为“史上最倒霉贪官”。

　　七，“比清廉型”：开化县委原书记王金良落马后，有一句记人震惊的台词：“收了钱，还觉得自己比别人清廉。”

　　八，“口是心非型”：涪陵区农机局原局长罗姝俐说：“我是党一手提拔起来的干部，不可能去干违法犯罪的事情。我一心为公，绝没有半点私心和私利。”但检察机关查明，她在任职期间曾大肆贪污、受贿、挪用公款。

　　九，“法盲型”：乐山市市中区水利局原局长曹桂芳改忏悔说，“直到以涉嫌贪污罪被逮捕，我才知道贪污是重罪。”

　　十，“安全型”：陕西省高速集团原董事长陈双全，受贿优先考虑国有企业，因为国企“比较安全”。一方面，国企工程质量有保证，就不容易暴露背后的经济问题；另一方面，国企有办法做账。

　　韩联社报道，双方首脑时隔三个月的第三次会晤、在历任中国国家主席中首次在任期间两次访韩，北京奥运会闭幕后第一个访问韩国等诸多因素，象征着两国间的关系变得更紧密。

　　两国首脑在会谈后，通过发表长篇共同声明表示：双方决定全面推进5月第一次会谈达成协议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有分析认为，在韩国新政府被疑重视韩美关系而疏忽韩中关系，且以北京奥运会为契机，中国出现“嫌韩情绪”的情况下，双方首脑当天表现出的牢固友谊，足以消除这种忧虑。

　　双方决定即使不将两国关系提升至军事同盟程度，也要在政治、外交、经济、社会、文化等所有领域保持密切交流与合作，并达成具体协议。

　　实际上，两国首脑在共同声明中纳入了政治领域5项、经济领域17项、人文文化交流领域6项、地区及国际合作领域6项等共34个协议事项。其中7项是关于为了具体履行事业签署谅解备忘录或协议的内容。

　　外交专家们介绍称，中国表现出的这种积极态度，既是要成为亚洲霸主的一次尝试，又是象征着中国要与朝鲜疏远的立场。说明中国开始除朝鲜以外，还将韩国视为重要的战略伙伴。

　　两位首脑还就解决朝核问题及落实韩半岛和平问题上，韩中首脑达成共识，决定加强合作，是一项巨大成果。

　　首先就朝鲜问题，李明博表示，通过朝韩和解与合作，将发展共存共荣的朝韩关系。对此，胡锦涛重申称，支持朝韩双方加强和解与合作，改善朝韩关系，最终实现和平统一。

　　两国首脑就朝核问题决定，在六方会谈框架内加强磋商与合作，敦促朝鲜尽早履行全面、均衡的第二阶段措施，并为全面履行《9.19共同宣言》而继续作出建设性的努力。

　　虽然这只是理论上的发言，但从韩国立场看，可以通过与对朝鲜问题发挥重要影响力的中国“保持一致步调”，间接牵制朝鲜所谓的“通美封南”政策。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所研究员崔大沪指出，最近中国提高部分产业的出口退税，就是个实例。

　　本月起，国家税务局与财政部将部分纺织品和服装的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3％，同时把部分竹制品的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1％。不过，部分农药产品、部分有机胂产品、紫杉醇及其制品、部分涂料产品、部分电池产品和碳素阳极等的出口退税则被取消。

　　当中，服装的出口退税率去年其实才刚从原来的13％降到11％。对此，崔大沪解释，多年来，包括纺织业的许多企业，都以廉价的劳动力发展“同质”的产品，并以低价出口相互竞争，这不但有损中国的形象，也遭受了外国的反倾销。因此，中国政府去年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对象，出台了调低出口退税率的政策。

　　崔大沪说：“去年出台的出口退税政策，不是要把它们（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压死，而是要促使它们的产业升级，企业规模过小的要合并，撑不下去的要优胜劣汰。但是，国内企业转型确确实实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偏偏在这“痛苦的转型期”中，企业面对了原材料价格与劳动成本上涨和人民币升值等问题，令这些没办法把汇率风险转嫁出去的企业（尤其是小企业），“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

　　崔大沪说：“中国长期来说宏观调控是对的，但是，短期还是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微调。……（应）通过政策调整促使企业向产业整合、提高技术，给它们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先让它们活下来，然后再升级提高。”

　　据《瞭望》新闻周刊报道，中国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的统计显示，2008年上半年，中国有近7万家规模以上中小企业倒闭（年产品销售收入5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非国有工业企业），它们大都是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区的外向型中小企业，而且倒闭风潮似乎还有蔓延之势。

　　这相信也正是上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南下广东、上海和江苏调研，副总理李克强前往温州和杭州等地考察，以及重要部委领导人频频跑长三角与珠三角的原因。

长三角与珠三角

企业困境不相同

　　长三角与珠三角的许多企业都属外向型，面临的困境却不尽相同，一般认为，后者的问题比前者来得严重。

　　崔大沪说，在中国经济开放的初期，南方毗邻珠江地区的主要经济投资都有“血缘关系”，属港台澳的资金，投资额比较小、企业多但规模小、技术水平也比较低。反观长三角两省一市，上海原侧重轿车和化工等先进制造业，令江苏和浙江两省接纳了其棉纺产业。江苏以引进东南亚、日本和韩国等外资为主，而浙江的发展主要由民营企业家推动。

　　他接着说，长三角起初与珠三角一样，都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但是它的规模比较大，相对可以把成本做得低一些，这样给工人的工资可以高一些。加上产业纳入全球制造体系内，生产瓶颈也就相对小一些。”

　　上海社会科学院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华林也认为，与珠三角相比，长三角产业结构层次比较高、抗风险能力也比较高。如果遇上资金周转问题，“融入国际采购中”的长三角企业，其上游合作伙伴也会比较愿意帮忙，银行相信也更愿意贷款给这些技术含量较高的企业。

　　目前，长三角占中国全国国内生产总值（GDP）22％，珠三角占10％。本月初，中国国务院把长江三角洲地区定位为以服务业为主的发展体系，一些人因此认为中国政府对长三角的经济转型信心较珠三角大。

他说：作为一贯有好的我国的盟友，中国，在50年代帮助我们打败了美帝国主义试图侵略的军事行动。中国解放军所属的人民志愿军军队与朝鲜人民主义共和国人民军，一同并肩作战。击败了风狂的美帝国主义。

在板门店最终举行的停战协议上，朝鲜与中国政府作为胜利者出席。朝鲜人民军总司令南日大将作为朝中代表执行了签字仪式。当时谈判桌是3张，一张是美帝国主义军阀的代言人克拉克将军的参谋长。一张为中国志愿军席位。一张则是我们伟大的南日将军的主席座位。3张桌子上摆放有3面旗帜，一面是朝鲜人民主义共和国旗帜。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旗帜。而另外则是美帝国主义旗帜要挟下的联合国旗帜。

对于我们来说，这场战争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我们也同时牢记中国解放军，中国在朝鲜阵亡了包括毛主席长子在内地36.8000名英雄的中国儿女。他们用血凝结了朝中人民的永远友情。

但是，在随后中国进入了80年代资本主义改革经济时期，中国在当时开始逐步不断的否定中国已故为大领袖***同志的一切主张。中国党当时出版的很多党史记录，战争内幕历史，揭示了中国应该为朝鲜去作战这个可笑的言论。

随后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上大批学者专家，开始不断捏造朝鲜人民军与中国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上是如何被美帝国主义军队所击败。在90年代中国社会里面，已经全部形成了一种政治体系言论。中国志愿军事迹文章在中国教育，文化中不断被抹杀。中国的修正主义路线开始不断深化。

目前全球包括中国在内，都希望美国经济和美元走强，这是现实而明智的考虑。但也必须对美国经济和美元在相当时间内就是强不起来做好准备。作为一个以服务业为主的发达经济，美国的房地产和金融两大部门发生了超越历史经验的严重危机，客观衡量，可能不容易很快扭转。美国经济的长期走势更值得注意，中国要有更全盘的战略考虑。很可能人民币将面临的不仅是对美元升值多少的问题，而是从根本上脱钩与换锚的问题。

中国要争取独善其身，中国也有条件独善其身。中国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和内需潜力，所谓内需不足主要是因为国民收入分配问题。收入分配问题涉及的不仅是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更主要的是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居民所得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到一半，这个比例实在太低。中国不是1988年的日本，中国制造业产能庞大，面对国际市场升级空间广阔，转向为内需服务同样潜力巨大。我国服务业还在初级阶段，国人收入增加，时间成本增加，对“方便”的需求方兴未艾，这都是服务业的机会。中国在能源方面也很有潜力。油价这么高，最不应该被吓倒的是中国，因为中国能源消费中的70%是煤。中国还有粮食生产的潜力与机会。中国还有很多土地没有经营好，原因之一就是粮价不够高。将国际上的高粮价适当传导给中国农民，增产潜力不会小。

目前有几件事情需要当心，尤其CPI走势还不那么可靠。价格管制下的CPI所揭示的信息不够充分，不能真实反映通胀的情况。CPI冲到历史新高，企业的成本压力非常大，市场也没法对企业有信心。所以，放松货币还是需要慎重。从长远看，假如货币是法定不可兑换的货币，唯一的担保就是政府的信誉，靠货币问题上的制度约束和自律来支撑。迫于短期压力放松货币，对以后会有损害性影响。中国广义货币与GDP的比例已经是世界最高的。累积的货币投放一定会对一般物价产生影响，对此不可存有幻想。

中国眼下维持了这么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却还让人担心，真正问题是国民收入的大分配格局。居民家庭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走低，所以过去保“8”，现在就要保“10”，否则就觉得很紧。经济增长确实在减速，特别是减速分布不平均。过去增长迅猛的地区和行业(特别是珠三角、长三角出口部门的中小企业)这次首当其冲。当前要把增长与通胀压力放到一个盘子里来考虑。为抑止通胀，货币供给从紧，一部分增长速度降下来是合乎逻辑的。要警惕的不是减速，而是减速过快，要给中国这个快速猛跑的经济巨人一个调整适应过程，给特别困难的地区和行业提供必要帮助。

至于通过改革可促进的经济增长，更有巨大的可能性空间。比如减免进口税费，促进更平衡的增长；开放民间金融服务，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难；调整房地产的供求，改革征地制度，使房地产成为支持内需的一个主导行业；开放粮食出口，用目前国际国内巨大的粮食价差刺激农民生产比用财政补贴要可靠和有力得多；以采矿权公开招标、保护供给能力来扩大中国煤炭供应。

总之，当前最重要的宏观政策就是货币不要放松。必须坚持，同时用更灵活的结构政策和改革政策来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增长。

作者：周其仁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惩罚过轻，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和抨击的焦点，被称之为贪官的避风港和免死牌。此番修改法律，是否能够使现行刑法的弊端得到较大程度的修正呢？我并不乐观。

    设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本意是为了更好地打击贪官，但它事实上的危害有三个方面:一是客观上有可能反过来成为贪官的避风港。比如湖南省郴州市原纪委书记曾锦春腐败案中，曾涉嫌收受贿赂1200万元，另有6800余万元财产不能说清来源。这6800余万元“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差不多是曾锦春老家郴州市汝城县2006年前十个月的地方财政收入，如果全部纳入受贿罪，曾说不定得判死刑。当然，按照现行法律规定，贪污受贿十万元以上就可以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死刑。但是这大部分财产被装入“来源不明”的筐，无疑是有利于就轻判处嫌疑人的。二是客观上有利于保护行贿者。既然巨额财产被装入“来源不明”的筐，这筐里边那些行贿者就不必再一一查明了，而可以一笔勾销。这对于那些买官者、工程行贿者是多大的宽容啊！而且也不必由受贿者通过“出卖”行贿者来达到立功赎罪的目的，因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充其量判个五年十年，只要咬紧牙关，贪官们栽培的徒子徒孙们还安然无恙地稳坐台上，并且还有继续升官发财的机会，彼此照应的机会多多。第三，该罪名的设立，给了法官、检察官乃至公安、纪检等调查机构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和“勾兑空间”，是对司法公正和司法公信力的极大伤害。

    其实，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官们“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肯定是由来有自。具体来源无非这么几项:贪污、受贿、贩毒、走私、“干股”(实质也是受贿)、抢劫、制假售假、偷盗。这其中，其他几类犯罪的惩罚力度都比贪污受贿重，而且，在实际生活中，贪官们洗钱的方式多种多样，道路宽广得很。因此，以贪污受贿给“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入罪，肯定冤枉不了贪官。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有利于“从轻从快”打击贪官，但不利于除恶务尽，不利于纯洁官场风气，也不利于司法公正，应及早废除这一罪名。

   作者:童大焕